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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看法:出版社、作者与着作授权──从《翻译者》着作权纠纷,

2020-07-09

律师看法:出版社、作者与着作授权──从《翻译者》着作权纠纷,

近日来因作家赖香吟交由印刻文学发行的《翻译者》一书,遭联合文学发函警告侵害其权利(出版的专属授权)全面下架、回收,引发诸多讨论,甚至有长期与联合文学合作的知名作家在FB上声明要与联合文学解约。我们可以先从网路上找得到的资料,看看发生什幺事。

首先,从幼狮文艺对赖香吟有关《翻译者》一书的专访,「《翻译者》以同一个命题完整串接成书,辑录了原来散逸在《散步到他方》(1997)、《雾中风景》(1998)、《岛》(2000)三本书里的部分旧作与近年新作,重新编辑与修订。[1]」可以观察到《翻译者》一书所收录的短篇小说,有部分是曾经收录于联合文学出版《散步到他方》(1997)、《岛》(2000),以及《雾中风景》(1998年元尊文化出版,2007年印刻增加内容重新出版)等三本书中,至少作者应该是有跟联合文学签署《散步到他方》与《岛》这二本书的出版合约(通常这类纸本书籍的出版合约都是专属授权,会禁止作者另外自行或授权他人出版)。

接下来我们来看印刻文学FB的道歉启事内容,「印刻文学生活杂誌出版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出版《翻译者》一书,其内容收录赖香吟女士所创作之〈翻译者〉中篇小说以及〈岛〉、〈热兰遮〉与〈喧哗一九九四〉(原来的名称为〈喧哗与酩酊〉)等三篇短篇小说。前述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之出版权与发行权应属于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印刻文学生活杂誌出版有限公司之前述行为已构成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前述创作之着作财产权中之出版权与发行权之侵害。」其中,〈翻译者〉并没有在先前联合文学出版的书籍中收录,为何出版的权利会属于联合文学呢?(编按:经查,〈翻译者〉一文曾收录于1997年联合文学出版的《散步到他方》)

依据中央社对于这次事件的报导[2],《翻译者》同名中篇小说1995年获联合文学新人奖。再搭配该则报导中所提及「作家宇文正今天在脸书写说,2000年的时代,很多出版社的合约已经不是终身契约了。她进一步指出,1987年创立的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制定拥有得奖者作品终身版权的办法有其背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翻译者》这篇中篇小说的出版授权,应该是源自于该篇小说获得联合文学新人奖,而依据目前网路上找得到2009年联合文学新人奖的徵文办法[3],「入选作品,发表及出版权归主办单位联合文学所有,主办单位有权发表或转载,不另支稿费。个人单行本,另订版税。」《翻译者》的所谓发表及出版权归主办单位联合文学所有,应该就是新闻争议中提到的「终身版权」,不过,着作财产权还是属于作者,这部分要先釐清。

回到法律层面,这个新闻争议案件,其实应该要分成二个区块来处理,第一个区块是作者曾经在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收录的短篇小说,在出版合约仍然有效的期间,是否可以再授权他人收录在其他书籍中?第二个区块则是徵文活动的得奖者,是否因为徵文活动的办法规定,而将出版权同意移转予主办单位?而在主办单位拥有出版权的情形,作者能怎幺办?

1. 作家应尊重出版契约,新书收录旧作,即令经过改写,应该要取得原出版社同意

第一个区块的问题比较单纯,出版社从事纸本书籍的出版,通常需要先支出一定的成本(编辑、印刷、仓储等),所以,要求要取得专属授权,作者不得再自行或授权他人出版相同或类似内容的作者,这是绝大多数出版社与作者都有的共识。在〈岛〉、〈热兰遮〉与〈喧哗一九九四〉这三篇短篇小说曾经由联合文学出版,而仍在出版合约有效期间内时,作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要遵守契约的约定,人情世故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为什幺已经出版近二十年的书,出版契约还是有效的。通常出版契约的期间可能是出版后五到十年(视出版社的经营实务而定),但不要忘了,许多的出版合约可能在期间的约定里,有加上「自动续约」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在契约期间届满前一定期间(如三个月),任一方未以书面向他方为终止合作之意思表示,契约期间会自动展延一定年限(视原出版契约的期间或另外的约定),甚至加上「其后亦同」的用语,让契约的期间可以一延再延。这是出版社节省契约重複签署行政流程常见的作法,但并不会因此就让出版的授权变成所谓的「终身版权」,因为随时可以发函表达期间届满即不再合作,甚至若是出版社有违反其出版义务,或是依民法有关出版契约的规定,作者也有机会提前终止。

2. 参加徵文活动得奖作品,主办单位取得出版权或对作者不利,但未达显失公平程度

第二个区块的问题就比较複杂,第一个牵扯到的是徵文办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而可以使联合文学取得得奖作者的出版权?联合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的奖金是二十万,若是由现在民法第247条之1有关定型化契约条款是否显失公平的规範来观察,以高额的奖金换取后续出版的权利,并不构成「显失公平」,在作者是依据该徵文办法参与徵文活动时,应该还是要承认其效力;第二个则是出版权属于联合文学所有,到底联合文学拥有什幺权利?由于着作权法并没有「出版权」这样的用语,因此,原则上我们会回到民法有关出版契约的规定来处理。

第515条规定,「Ⅰ称出版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文学、科学、艺术或其他之着作,为出版而交付于他方,他方担任印刷或以其他方法重製及发行之契约。Ⅱ投稿于新闻纸或杂誌经刊登者,推定成立出版契约。」第515-1条规定,「Ⅰ出版权于出版权授与人依出版契约将着作交付于出版人时,授与出版人。Ⅱ依前项规定授与出版人之出版权,于出版契约终了时消灭。」第518条规定,「Ⅰ版数未约定者,出版人仅得出一版。Ⅱ出版人依约得出数版或永远出版者,如于前版之出版物卖完后,怠于新版之重製时,出版权授与人得声请法院令出版人于一定期限内,再出新版。逾期不遵行者,丧失其出版权。」

由上述民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翻译者〉这篇中篇小说的出版权,即使是因为徵文办法而可由联合文学「永远出版」,作者仍然可以依第518条第2项规定,先通知联合文学限期出版,若未于期限内出版,则属于怠为出版,则可再声请法院令其于一定期限内出版,若联合文学逾期不出版,则会丧失其出版权。当然,这样的程序对于没有法律背景的作者而言,大概很难期待作者可以「自力救济」设法取得其应有的权利,而最终可能因为联合文学迟迟未出版其得奖作品,而埋下日后争议的伏笔。

整体来说,这个出版争议的案件,可能源自于作者与联合文学间的信任关係不在,双方间缺乏事前的沟通,而印刻文学作为《翻译者》一书的出版社,未能事前釐清并协助作者处理好书籍内容相关权利授权的议题,也有失其专业,再加上联合文学较强硬依法主张权利,最终造成台湾文学界的轩然大波。过去作者与出版社之间,因为出版的型态非常单一,即令作者不仔细检视出版契约的内容,只要有大致的共识,通常不会出什幺问题,甚至作者与出版社之间实际的往来,可能也未必依出版契约执行,双方口头沟通一下,往往一合作就是几十年。然而,当整体出版的大环境不佳,作者与出版社之间难免会因为所处位置不同而由认知不同、误会到争执,没有办法单纯依赖「信任」解决。在彼此不信任的情形,法律、契约就跳出来成为主角。

但出版社、作者真的对法律非常了解吗?其实,即令是出版社,也常常弄不清楚相关的权利义务,需要依赖外部的律师协助,只是通常都是在发生争议时,才觉得需要律师,往往也因此错失了事前预防纠纷发生的机会。但当然也不是没有律师就不能做生意,以本件着作权争议为例,除了事前找专业人士协助之外,在做任何决策的当下,「换位思考」是一个蛮好的方式,能降低相当多的法律风险。作者能够换位到出版社的角度,或许一开始处理上就会争取主动沟通,出版社能换位到作者的角度,或许不会选择这幺直接的手段。这都是事后诸葛,每一个争议的背后,总是藏着不为人知的苦处,只有当事人能懂。法律能扮演的角色是让双方知道可能的底线,但如何在底线之上生活,就不是靠法律,只能靠人生的智慧了。

NOTE

  1. 赖香吟专访↩
  2. 中央社,,赖香吟新书涉侵权 作家多不以为然↩
  3. 徵文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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